很久之前，某一个晚上，病在台北，与刘午琪说话，小刘这人很有点意思、咱们在说男女的事。
我很寂寞的说：“……也有女孩子去留学，那男朋友等她三四年的……”
小刘忽然淡然打断我说：“那只不过因为他没有碰到更好的！”这样的爽快，就把一切浪漫否定了。当时我怔住了很久，这么好的话，真正少听见呢，是以一直牢记至今。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不过是因为巫山的云最好，若有好过巫山的，那人也就不呻吟了，也就快快乐乐的过了，也就忘了巫山了——都是这样的吧！他记得这
一段云，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好的。我不能写自己也不相信的故事，是以我的故事都有点乏味，这是一段云的故事。
星期日下午三点半，宿合静得像配音间，所有的人都出外跳舞唱歌看戏去了，我常常怀疑我是惟一走不开的人，因为我是一个紧张的人。我连吃一杯茶都比别人紧张，更不用说是做功课了。赶好功课，我还要写稿子，熨衣服，想到做不完的工作，简直要尖叫一声了，吞枪自杀。我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动几步，然后洗一个杯子，预备冲咖啡喝。来到了英国之后，我的生命靠无数的咖啡支持着，一杯又一杯，一个一个的星期日下午，有时候也抱着电毡说：“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样过……”不过也过了。有一次看《读者文摘》，那里头说：“你是不是一个太紧张的人？是不是想一个人身任数职？是不是略有空闲便有犯罪的感觉？”我连忙把书扔在一旁，继续我的工作，忙得发疯的时候，往往有种异样的痛快感。我想我已经心理变态了。
我狂喝咖啡，再在我那张木椅子上坐下来。翻开笔记。真是飘零到此，只好认命。荷顿先生说：“做人……总不能满足现实。我在剑桥的时候，惟一的愿望是做辩护律师，现在教了书，总还是奇怪，如果没有改行，现在会怎么样？……或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州， 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等着你， 你去不去呢？”我记得我说：“如果他一定在维斯康辛，我自然肯去，只是他在哪里呢？也许在乃济里亚呢？太累了。”
人家读一次书比我读五次好，我的毛病是心不在焉，太紧张了，太多心事要想。我不喜欢胡混胡混的安逸，所以我常常清醒的痛苦着。真的痛苦吗？并不见得，下星期六，约了黑人荷根去打“死过去”球，这种球，我约莫可以支持五分钟，球一出去，反弹过来，不是被它弹死，就是再拍出去，如果接不到，就只好满场逃，抽筋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敲我的房门。
我一乐，居然有人来看我了，楼下的广播电台并没有叫“外找”，由此可知不过是这宿舍里的人，但是有人说说话，也是好的。想起以前，真是“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都是豪英……吹笛到天明”这样的境界，现在不过是些长不大的人，隔壁女孩子大减价买件大衣，她没有，便跑来诉半天苦。
我高声叫，“是，请来。红玲？瑞玲？亚伦狄龙？罗拔列福？魅力王子？”我惟一的本事是黄连树下弹琵琶，且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。
门轻轻的推开了。
我张望着，我站起来问：“谁？”
门又被推开多一点，一个女子走进来，站在门口，对我笑了一笑。
我连忙说；“你找错了。”我坐下来。
我不认得她，可是也忍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她。多么标致的一个女子，绒线帽、大围巾、一件短短的皮夹克，窄窄碧蓝的牛仔裤、靴子。一张脸是雪白的，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，虽然笑着，可是不像笑。
这里并没有这样的人啊。
她问：“你是亦舒？”
我愕然点点头。
“我是找你的，有空吗？”她问。
“找我？请坐。”我诧异的说，“我们未曾见过。”
“是，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有人告诉我你住在这里。”
“什么人？”我稀奇的问，“在这里我并不去。什么人？”
“不能告诉你。”她笑一笑，“打听了很久才知道的。”
我看她一眼。真鬼祟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
“我……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。”她说。
我马上用手托住了头，我说：“我不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，有好的故事，说给我听也是枉然，你找错人了。而且我写的故事，看的人不多。”
她坦白的说：“可是只有你在这里，并没有第二个写小说的人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她眼睛是澄清的，宝光四射，多么好的一双眼睛！有很多人，相貌倒还过得去，一双眼睛，却浊得像浓痰。
她笑了。一边问：“这就是你的房间？怎么这样乱？”
我说：“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说出来你不会相信，以前……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。现在就成了这样了，人是会变的。”
她没有回答，一边替我拉好被褥，把脏衣服都归在一边，把鞋子一双双的放好，把书本搁回架子上去，杯子碟子都洗了。
我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每个周末来一下敢情好，我就不必做那么多事了。”
她笑着坐下，“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。”
我让她吃香蕉，她不要。不要就不要，我自己吃。我问：“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？我是个穷写稿的。”
“你就毕业了吧？”她问。
我吃惊的看着她，由此可知，我的事情，她都知道。
她又笑，“你别害怕，都是你自己写在报上的。”
我脸红了，解嘲的说：“没法子呀，这年头……赚钱要紧，能够写什么，就写什么……”
“可是你还不要写我的故事呢。”
我干笑两声，“你说来听听。”
“我会告诉你的。”她说。
我看着她。照以前的脾气，早不高兴了，一个陌生的女子，在我这么忙的时候走进来，批评我的作风为人，噜里噜嗦一大堆，说话这么尖锐。
现在不是在香港。在香港我是不会做错什么了．在香港做人是要小心翼翼、万分警惕的，否则活不到二十四小时。可是到了英国，人就笨，所以在英国碰见刚来自香港的人，很容易就被人家吃进肚子去了，还黑墨墨的莫名其妙。我看着她，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。令人心酸的一种美丽，不是一种快乐的美丽。
“你的故事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日记，一大叠信。
我马上笑，掩住了嘴，我想：妈呀，多么像某某的小说，真可以写一本砖头书呢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妙事！再也不象的，太好玩了。
那位小姐一睁眼睛说：“你怎么了？你跟你的小说与杂文一点也不像！看你真有点傻傻的，笑什么？”
我吓了一跳，“嗳，你这个人，别这么凶好不好？做你男朋友有什么意思？”我还是不生气，笑吟吟的。“喂，你真是写稿的那个人？”她又问我。“可不就是区区小可在下。”我笑说。“你怎么老笑？一点没正经？我跟你说正经事！”
我收敛了笑容。这女子太紧张了，做人紧张是没好处的，做人紧张是迟早要出事的，我静静的看着她。
她居然向我道歉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我居然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她低下头，“这故事不是我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搬到一层房子去住，房间里有一张书内抽屉锁着拉不开来，我觉得可惜，找个锁匠开了。里面放了这些，我看了便想起你，拿来给你。
我很惊异，“不是你的故事？”因她是个美丽的女子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随即又问：“可是谁把这些东西锁在抽屉里？”
她白了我一眼，“当然是它们的主人，是个华人。”“可是他为什么没把它们带走？”我大惊小怪的问。“不知道。他不要它们了。你自己看吧？”“那个人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她不耐烦的站起来，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我愕然看着她。
她说：“真是失望，看到你真是失望，你根本不会写这个故事！’’她拉开门，竟准备走了。
可是她的脚绊了我的皮鞋，那只皮鞋方头大耳，像只潜水艇形状，又够重量，她差点没摔死，我赶紧扶住了她。
她又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穿这种鞋子？太笨了。”
我据实答：‘‘我不懂穿高跟鞋走路，笨人只好穿笨鞋。”
她忽然很温柔的对我说：“像你这样，马上可以结婚了，做人非得这样，不然结了婚也没幸福。”她停了一停，“我走了。”
“喂喂！”我追上去。
可是她已经急急的走了，像一只燕子似的灵巧，我衣冠不整，追不上去。燕子，像一只燕子。
旧时王谢堂前燕。堂前燕，今天可飞到我宿舍来了。
回到房间坐下，便不肯再做正经事，看起那日记本子与信件来。日记写得很好，很简单，信也很好，很简单。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信上贴着邮票，写着地址姓名，是封口的，没有寄出的，是第一个读者把它们拆开的。
但是他搬家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带走。为什么？
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：“我”是写日记的人。
(无端端被人进门来骂一顿、如果不把这故事写出来，就太划不来了。)
我是一个最最怕寂寞的人。我没有研究过别人怕不怕。但我自己是最怕的，因为怕得厉害的缘故，所以只好默默忍受，我不能到处打锣宣扬我的寂寞，但是往往在宿舍窗前站好几个钟头，或是上床睡觉，梦常常是生活的影子，更加寂寞。
对于人家这么容易找到伴，我是极表妒忌的，是一种纯粹、原始的妒忌，忘了自己的身分，忘了自己的年龄。我从前也有过一个女朋友，后来分手了，做梦常常是见到她的，醒来后一笑置之，我并不再爱她，然而因为静的缘故，入梦的往往是她。
回想那是一次不成熟的恋爱，她也早已子孙满堂了。
在一个圣诞节，我病了。因为伤风，我不肯去看医生，一直服亚斯匹灵。加倍的吃，吃得一二天，过量的原因，胃出了血，半夜起床，吐得一地，心中慌忙，以为吐的是食物，要走出房间，在走廊昏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，是在医院里。真像拍电影一样，淡出：宿舍。淡入：医院病床。
我躺在医院过的新年，护士给了一个手提无线电，我放在耳边听，听到气笛大鸣，是新一年的时候，心里倒有一种出奇的平静。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吧，有些人幸运，有些人不幸运，现在我的处境，跟别人比起来，简直有天渊之别，说不定将来是可以翻案的，将来……嘿：在医院里十天，没有探访的人。有小孩子自儿童病房出来，在我床沿排队唱：
“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，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……”
我还微笑，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几时学会这个窍门的——在不高兴笑的时候可以笑出来。
我一直躺着，医生为我输了血。我也得数数我的好彩，如果在香港这么来一着，破了产也不够付医院费，只好卖身，现在是英国，落后有落后的好处，医生保证我一毛钱不用付。我就心安理得的躺着，解释了我假期没有地方可去的原委。
我颇为用心考试，然而那远远。那是夏天的事情，现在春天还遥远无期呢。一个冬天就能磨尽人的壮志，这里的冬天是六个月的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想回家，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回家，比打落地狗还要惨。
天天有护士来替我抹身，她们倒是不怕难为情，我装得落落大方，可是她们格格笑，并且说：“一点体毛也没有，像只小羊般。”我又笑了。
总比宿舍好，那些食物，那些人，那些书本。
到过完新年，她来了。她穿着一条牛仔裤，褪色的，一件松松的芝士布衬衫，在腰间打一个结，她并不怕冷，头发短短，是个中国人，那样的头发只有中国人才有，漆黑乌亮，剪得短短，在耳后，可以看到戴着金丝圈的耳环，额上有一圈头发是烫过的。她并不怕冷，也许开了车子来，医院里的暖气又足。
她没有转过头来。她正与一个黑人病人在聊天，说的是英文，发音非常的准，她耐心地安慰他。我知道她是一个义务到医院来探病的人。
到她走到我的床畔，我看着她，她并没有天姿国色，但是皮肤非常白皙，五官很秀气，笑容可掬。你可以看得出她这种笑是诚恳的。
她说：“见到同胞了。”
我向她微微一笑。
“是学生吧？”她问，“好好当心身体啊。”
我又点点头。
她问：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？”
我摇摇头，为了免她太难堪，我开口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“不用客气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天天来的，有什么事、你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礼貌的说。
她走到另张床去了，她一定是信教的吧？这么博爱，有空在家什么不好做，到医院来工作。我是不喜欢黑人的，觉得他们粗鲁无礼，又噜嗦。我也不喜欢白人，头大，有自大狂，我也不喜欢外国的黄种人，永远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小心翼翼的受着不必要的气，我基本上不喜欢这世界，我改不过来。现在看着这个女子，她是多么开心，这么自得其乐，每个陌生的病人都像她的至亲友好一样，这样勇敢的笑着，对世界的挑战。这精神是什么地方来的？第二天她来了。使我难过的是，她竟自中国餐馆替我买了包子来，并且声明医生批准我吃，我默默的接过了，咬了一口。我胃口并不好，也没有想吃包子，来了这么久，这种享受不是穷学生可以常有的，我心里不过只有功课。忽然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淌下来了，她并没有惊奇，只是一副温婉的表情，仿佛她知道这包子的后果，她令我很生气。我知道她的年纪要比我大一点，可是她也没有资格这么做。
包子吃完了，我擦干了眼泪。
她说道：“你爱看什么小说？明天我带书给你。”
我淡淡的说：“我就要出院了，不用看。”
她歉意的说：“对不起，那么我带点画报来吧。”
我点点头。
她果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画报，五彩缤纷的递给我，她的手指是白皙的，纤长的。我低声说
“你对我太好了，谢谢。”
她笑了，并不说话。
我问：“你贵姓？”
“我姓云。”她说，“好像是一个名字，所以朋友都叫我云。”
“云小姐。”我称呼她道，“我姓宋，宋家明。——
她点点头，“你好好的休息吧，别想太多，出了院要保重身体，钱都还是其次的，最要紧的是健康。”
她的好话，像一切好话一样，并没有钻进我的心。
再过一天，我就出院了，我穿回了自己的衣服，站在门口，觉得脚步虚浮，故此等计程车，不再去乘公共汽车。云小姐来了，她开着一部积架房车，我向她微笑。她连忙停了车，走出来。
“家明，你出院了？”她急说，“我送你回去，来。”
我因为自尊心的缘故，坚决不肯。
她笑，“你别孩子气了，我送你一程、有什么关系？”
我才觉得再挣扎下去就小家子气，上了她的车子。
“哪里？”她问。
“不妨碍你吧？”我也问。
“没有的事。”她笑，“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我只好说：“勃灵顿街。”
“啊，高塔宿舍，你是理工学院的，”她看我一眼，“年纪轻轻，做了硕士了？”
我只是微笑，她倒是很清楚，高塔只有毕业生才可以住。
车子很快的到了目的地，我向她道谢，她一直很温情很客气——是有这种人的，对世界有无限的热忱希望。
我回了宿舍。那是一个星期日，下午。阳光居然很好，朦胧地照在我的书桌上，有一层金色的灰，一本参考书摊开着。我缓缓的躺在床上，医院里一切都有煮过的、消毒药水的味道，这张床有种亲切的感觉，可是寂寞不变的，我瞪着天花板，每个人照例的出去了，叫我往哪里去呢？自己一个人出去看场电影？到酒吧去喝一杯酒？看见单身的洋女人，带一个到宿舍来么？都没有意思。
我默默的拿了毛巾去浴间淋浴，回房间换了睡衣，强迫自己睡了。
也有同学来敲门，问候一声，就走了，英国人是非常各扫自己门前雪的。我睡在床上，反复思想，觉得人生真止于此，我又不会玩吉他，又不懂打毛衣，所以我没有排解苦闷的方式，我只好发愁。
人是越来越寂寞了，以前活在大家庭里，多么热闹，大伙儿争着败家，明争暗斗，嬉笑怒骂，赌钱抽鸦片嫖戏子娶小老婆，孩子一个个生下来……
这是有钱人的日子，钱花光了，一生也完了，不用动脑筋。穷人更不用动脑筋，没有钱想什么？
现在就不一样，现在人太讲究上进。不是开玩笑，在家，羡慕我的人还真不少呢。去年妈妈寄一信来，上面写着：“儿啊，让我套大卫王的一句话：‘如今我的指望在乎谁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’”我看了倒没有心如刀割，只是发了一阵子呆。
呀，我愿意照顾她，可是我没有能力。我怎样能够改变他们的观感呢？
留学好比一个黑社会，没有尝过滋味的人是不会知道内幕的，到过外国的人又有一种默契，心照不宣，也不多语，是以年年有人继续上当。想想真是可怖可笑。现在我因还没脱离苦海，是以只有可怖的感觉。
我仿佛是睡着了。梦中又见到了以前的女朋友。那年她只有十八岁，雪亮的眼睛，贝壳一般的牙齿。我约了她在大会堂等，她是一个守时的女孩子，常常比我早几分钟，她穿一件米色扣布的短裙子，高跟鞋，转过头来一个微笑，我迎上去招呼她。
天星码头的碧海蓝天，如真的一般，我迎上去叫她的名字，然后我便醒了。
我躺在床上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应该是五点钟左右，不早了，也该到饭堂去吃饭。
我在换衣服的时候，决定回家后约她出来跳舞。她一直喜欢跳舞。我可以很礼貌的请她出来，跟她说明原委。可以不理她有多少个孩子。
饭堂的饭仍然一样味道，我默默的吃着。隔壁班的玲达见了我，跑来坐在我对面。英国女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样子贱不好。连茱莉姬斯蒂都有高级应召女的味道。
我不喜欢这个女人。
她说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好几天不见你，躲起来了？跟女朋友躲在房间里。你连学校都没有去，为什么？一向你是最用功的。你为什么闷闷不乐？告诉你，别担心，什么大事，找个女孩子喝杯酒聊聊天就没事了。我陪你好不好？晤？说好……”
我没有回答，吃完了饭，我说：“我病了几天……”然后就走开了。
我知道她怎么想。我不能管她怎么想。老天，我做人不是做给她们看的，我寂寞，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；我风流，我也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；我不能展览我自己，我的心，我的肺，我在床上做什么，我在厕所做什么，我与他们无关。
我开了无线电。我只有一只小小的无线电，还是最近买的，贵得很。后面刻着：台湾制造。以前有一只录音机，可以唱时代曲录音带——“心上人，你为何好像水中月天边星？”可是住在外边，被毛贼偷走了。还是女朋友多年前送的，因此气得不得了，可是气管气，人还是不肯回家。气的事多呢。
像财政部长丹尼斯希里，这混球因左翼分子攻击他削减多项幅利，居然对记者说：“他们想昏了那小小的中国头。”什么意思？我最怕人家中国长中国短的，可怕之至了。可是还受着气。
音乐是不错的。
有时候伏在案上做四五个小时，台灯照得脸色发红，背脊多么酸疼，但是功课不能停止，推到明天。
明天又何尝没有明天的功课，逼死命似的天天赶，对于人家房间里日日夜夜大被共眠，进行国际友好行动，春光四溢，我还是妒忌得心痛。我的日子是痛苦与妒忌的组合，找死。
明天又该早起床了。
去上学。
穿着熟悉的牛仔裤、大衣、帽子、手套去上学，对着那些熟烂了同学的面孔，他们恨我正如我恨他们。衣服穿了六个月的冬季，同学对了五年整，终有一日大家会呕吐起来。
我不大等待明天。
有一个女孩子写了段专栏，其中两句名句我是永远记得的——“日出并没有带来希望。日落并没有带来失望。”唉，写得真是好。
有空的时候，我便写日记。
写日记与写信都是最最寂寞的举止。
看电视也是。
做功课的时候常常长叹一声，即使是莱歌惠珠站在门口，我也没有工夫招呼她。但是我多么愿意牺牲功课来陪一个好看的女孩子。
同学们说：“啊，你终于病了，做得太多了。”
说的很是，做得太多了？没有，没有太多，做得太少了，上学放学，走一条弯曲曲的路，到了课室，拿出笔记，一二三开始抄。手像是自动的，跟着流丽的字移动。常常做梦，在考试上把所有的卷子答成中文。
这样子又过了一个星期。
一日放学，到了宿舍，便有人在外找，我下楼一看，是一个女子，我十分惊异，看仔细了，却叫不出名字来，我并没有忘记她的姓名，但是不好意思叫出来。
她笑着迎上来，“我姓云，记得吗？”
“云小姐，”我不好意思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来看你呀，你痊愈了吗？”她轻快的说。
我签了名把她请上楼去。她买了水果来看我。
她的热诚是出乎真心的，因此非常大方，她穿了衬衫与呢裙子，头发还是短短，眼睛闪闪生光，她使我有种踏实的感觉，与她在一起，很平安。
她坐了二十分钟，她说：“我们每周有一个聚会、都是年轻人，多数是海外学生，在我家举行，你如果有空，请来看看。”
我心想，如果我去了，成了他们的一份子，就不稀奇了，她对每个人都这么好。
“你是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不，我是无业游民，整天与小朋友们说说笑笑，就完了一天。我们每周来见一次面：做功课唱歌看电影，很自由的，如果喜欢群居生活，再好也没有了，如果比较爱静，也可以躲在一角看书，没有人会骚扰你。”
我笑，“那么你是沙龙女主人了。”
她摇头，“怎么敢？学生在外国……很静。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经验，大家能够在一起，当然比较有照应。”
我唯唯诺诺，然后她告辞了。
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。年纪不小了，长得很好看，又不是人家的太太，手头很阔，心地很善，人又热心，没有工作。她是干什么的？身分特殊。
我拿起她的卡片看了看，地址是一个高贵的住宅区。
也许有空的时候，可以去看看她。但是我不要周末去，我或者会在星期三的下午去探望她。